因为安史之乱表面上是边将造反，深层次原因则是唐玄宗把之前一千多年的军事制度彻底改变所引发的后遗症。

　　很多人不知道，在唐玄宗废除府兵制改募兵制之前，秦汉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初都实行的征兵制。

　　换言之，唐玄宗改革军事制度之前，几乎是没有常备军与职业军人的。

　　说一个令大家大吃一惊的事实，在汉武帝之前，汉朝唯一的常备军是南军与北军，加起来不足五千人。

　　实行征兵制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不怕“兵随将有”，不用担心边军将领造反。

　　因为征兵制之下，边将手里的军队是“流动”的，举一个例子，守雁门关需要一万士兵，但是在征兵制之下，这一万士兵分别是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四个地区的义务兵，每一个省的义务兵在雁门关服役三个月。

　　边将根本熟悉不了军队，就又换另一批人了。

　　那么，为什么唐玄宗要改征兵制为募兵制？

　　原因是因为唐朝开疆拓土，边疆越来越远，而边境冲突越来越频繁，这样就造成两个后果：

　　1、 义务兵到达某边防要塞的时间大大延长，而戍边的义务兵戍边的时间大大延长，这都会造成军队战斗力下降；

　　2、 由于边境冲突加剧，所以需要边军更职业，更长时间待在边境。

　　所以，唐玄宗改义务兵制为募兵制，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募兵制虽然可以增强军队战斗力以及“待机”时间，但是同时也为边将拉拢麾下将士创造了机会。

　　毕竟，募兵制下，边将与士兵一块待的时间从几个月变成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年十几年下来，足够有野心的边军大将把军队经营的和铁桶一样了。

　　我们可以看看唐朝以后的朝代是怎么预防募兵制度下将领造反的？

　　宋朝采取的办法是频繁调动将领，既然军队我调不动，那将领我总可以调动吧；其次就是不给地方州郡留多余物资，举一个极端例子：给青岛运送物资，原本从济南运输比较省钱的，但是宋朝就会采取宁愿让济南先把物资送到开封，再从开封给青岛发送物资的方法，也不会在济南囤积物资。

　　而明朝采取的方法更极端，明成祖朱棣干脆把京师搬到距离边军最近的大城市，这样一来，边军将领有什么风吹草动，中枢都能第一时间知道。

　　当然，唐玄宗还是安排一些牵制安禄山的手段，比如最开始把提供物资以及提供马匹的官职一分为二，都有专门的官员负责，不让安禄山插手。

　　但是，这样一来，很影响唐朝北部防线，尤其是对外开拓，所以唐玄宗为了效率，逐渐的把后勤以及马匹这两个职务都给了安禄山。

　　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就是安史之乱的爆发。

　　我觉得这是军制改革后必然要经历的阵痛，不是安禄山也会是其他人。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萨沙第 8391条回答。

　　安史之乱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还是国家制度的问题。

　　之所以搞出这么多大内乱，原因主要这几点。

　　第一，对于胡人的处理问题。

　　魏晋南北朝的例子活生生的摆在眼前，内附的胡人不能让他们维持原来的大部落，大族群，必须将他们拆散。

　　一旦胡人聚集起来，具有一定的数量，就很容易出现武装叛乱。

　　然而大唐自持国力军力强大，将打垮的突厥、契丹各胡人内嵌到河北北部聚居。

　　最终，胡人数量高达几十万甚至百万，在加上混血后代，形成强大的势力。

　　安禄山就是凭借胡人为核心的武装力量，进行了叛乱。

　　第二，外重内轻的军事战略。

　　大唐认为连突厥、高句丽这种强敌都已经被消灭，吐蕃被打的抱头鼠窜，内部已经不存在军事问题。

　　所以，大唐军事力量基本都部署在边疆，国内军事力量空虚。

　　当时边疆的兵力高达50，中央兵力则不满13万。

　　而古代的运输条件差，从边疆行军到长安需要很长时间，安禄山叛乱以后边疆部队根本来不及支援。

　　第三，藩镇的形成。

　　大唐最错误的就是设置了藩镇节度使，用于管理边疆。

　　最初是在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只负责军事，不能管理行政。

　　然而，随着时间的演变，节度使逐步监管军政大权，有钱有兵，还能不造反吗？

　　客观来说，节度使如果忠心耿耿，确实可以提高边疆部队战斗力，对外租作战。

　　但反面就是，这些节度使可以对外作战，同样可以对内，而且他自成一体，根本不受任何人的控制。

　　自然，唐朝也有对节度使的限制，让他们每人的实力都不强，不足以反叛。

　　第四，唐玄宗的政治错误。

　　让安禄山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就属于 唐玄宗制度上的错误。

　　无论安禄山表明上再忠心，甚至就是唐玄宗的亲儿子，也不应该做出这种任命。

　　因为这样一来，安禄山纸面上兵力就有19万人，随便征召一下就可以达到二三十万。

　　而唐玄宗拱卫长安的部队只有13万，这是很恐怖的军事劣势。

　　同时，唐玄宗宠信杨贵妃，进而信任杨国忠。

　　李林甫虽阴险狡诈，做了很多祸国的事情，但毕竟多少有些能力，可以控制大局。

　　杨国忠形同政治流氓，无能力无远见无手腕，将本来还犹犹豫豫的安禄山逼到叛乱。

　　所以，宋朝就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制度上做了很多的规避。

　　宋朝无论南宋北宋，除了国内战乱时期，内部大体还是稳定的。

　　而唐朝中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其实大一统的国家已经四分五裂了。

　　安史之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唐玄宗不控制自己的欲望，娶杨贵妃后，沉溺于声色之中。忆当年，唐太宗李世民不敢有自己的小爱好。因为喜欢玩一个小鸟，正好魏征求见，而把小鸟放在口袋里，小鸟最后被捂死，而李世民这样害怕魏征，是因为有所畏惧，因为唐太宗知道，只有有人约束自己，才能避免犯错误，只有放弃自己的私心，才能让百姓安心。而唐太宗有这样的远见，他所任用的人才才能秉公办事，制定的政策会对国家与百姓有利。

　　而唐玄宗的行为与欲望不加以节制，当他废弃了张九龄之后，没有公正的大臣来劝谏他。那么这时的唐玄宗与唐太宗已经相差太远太远，这样的国家与社会的政策怎么会不倾斜。 唐玄宗中期管理出现问题，没有可以制衡的国家栋梁之才，导致了国家的逐渐衰落。而杨贵妃也是一个受害者，她看似光彩照人，但是只是一个玩偶，没有选择与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还有唐玄宗给予对节度使的权利过大，偏爱安禄山，偏爱的后果就是使安禄山不满足现状，仍旧想得到更大，更高的权利。

　　唐朝的盛世繁华，令人神往，但是唐朝的衰落如大厦倾倒，那衰落的背后是唐玄宗娇纵的欲望与无法辨别是非的能力，两者相互叠加，导致了人才的凋敝，政策的偏差，百姓的伤害。而后给予节度使过大的权利，这样内外因相结合，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认知美、探寻美、

　　发现美、热爱美。

　　追寻美的足迹，

　　过美丽人生。

　　丽文悦心，

　　用美丽文字，

　　愉悦心灵。

　　编者茹立文，

　　文学爱好者，

　　喜欢文学与诗歌。

　　愿生活与诗常相伴，

　　愿岁月与美常相依！

　　图片自网络。

　　李隆基他要复辟贵族门阀制度，开历史的倒车。众所周知门阀在武则天时期崩溃铲除，唐玄宗李隆基最为出名的制度，就是藩镇制度！唐玄宗建立的藩镇制度，别以为这只是让唐后期的将军势力膨胀，这根本就是门阀，唐朝本来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也就是说当时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是州，但是，唐玄宗在州之又有设立道，“而藩镇就是在道的基础上设立的。”“藩镇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藩镇之主竟然拥有藩镇内所有的军政大权，并且他们拥有财税权，甚至有的藩镇，竟然私铸钱币。”“可以说，这两个制度，除了名字不一样，所代表的意义那是一模一样。”“那就是在王朝之内建立了国中之国！”“而且，藩镇之主和门阀之主，拥有的权利那是一模一样，这不就是贵族体系吗？”

　　“这不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吗？”

　　“武则天辛辛苦苦推翻的贵族制度，推翻了世家门阀，结果李隆基转手，就给你建立了藩镇制度，把这些门阀换了一个名字而已，又让他们扼住了王朝的命脉！”武则天好不容易建立起的中央集权，在这一刻轰然碎裂！”“王朝，四分五裂，中央失去了对于地方的辖制权，这才让藩镇之主做大做强。

　　地方藩镇做大后的结果大家都明白，发生叛乱是迟早的事，没有“安史之乱”也会有其他叛乱这是可以预料的结果，而唐末各路军阀混战其惨烈程度堪称人间地狱！

　　历史上，没有什么事件是必然发生的。

　　如果有，那只能是某种趋势或某种问题。但安史之乱是事件，而且是突然爆发的大事件。几乎整个大唐帝国的精英，都没想到这件事会发生。

　　所以，安史之乱，相当于一场雪崩。

　　山顶上的雪花越堆越厚。恰在此时，一个叫安禄山的人，大喊了一声，然后雪崩爆发。但是，你要说没有安禄山喊那么一嗓子，雪崩也会必然发生，这就是扯淡了。

　　唐玄宗在公元712年登基，在公元756年被尊为太上皇。整个玄宗朝持续了45年。在这45年间，大唐进入了盛世，但日中则移。在玄宗朝后期，大唐也进入了中期。

　　历代王朝的中期，总要遭遇财政问题。具体就是开支越来越大、收入不见增长，于是收不抵支。简单说，就两个字：缺钱。

　　在玄宗朝的后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缺钱的问题。缺钱，既是问题也是趋势。而且，这个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这个趋势也会越来越加重。

　　为了解决缺钱的问题，玄宗朝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努力。

　　一个是以缘边节度使代替府兵制。

　　以前，大唐是义务兵役制，寓兵于民。老百姓当兵打仗不仅是义务，而且还要自备武器、自备战马。但是，当兵打仗也是有好处的。一个好处是会有策勋和赏赐，国家不仅给你名而且还会给你钱。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另一个好处是打了胜仗能分到战利品。这个激励作用很强，因为打仗等同创业。

　　但是，中期的问题是均田制瓦解了。寓兵于农而兵农一体，但没有均田的府兵，怎么可能再为国家打仗？同时，战争的惨烈程度也发生了变化。之前，无论是打吐谷浑、打东突厥还是打西域诸国，统统都是短时间、高烈度的扫荡战役。打完仗就分钱，分完钱就回家。后期，主要是跟吐蕃帝国，对外战争成了汉匈大战。烈度还是那个烈度，甚至更烈，但战役变成了战争，成年累月地打。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你这么玩，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府兵就没法玩。于是，只能以长征健儿取代府兵。长征健儿是什么？是职业兵。打仗就是职业。既然是职业，国家就要开工资。所以，最后还是一个钱的问题。而大唐早就遭遇财政问题了。这个工资就开不出来。那怎么办？节度使就出现了。国家不管了，你们节度使自己带兵、自己养兵。

　　天宝年间，大唐的十个缘边节度使，可不是十个战区或十个军区，而是十个“军事王国”。特别是，安禄山这个范阳节度使，范阳军雄冠八镇之首（主要指北方的八个），清河粮仓号天下北库。兵制问题到财政问题，然后就成了政治问题。但政治问题还要更严重。

　　一个是以聚敛集团取代贤相集团。

　　大唐的财政设计，从开国之初，就是先天畸形。政府收税、百姓交税，然后政府拿着税收养官、养兵，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正途。但大唐的这个正途就没法走。简单说，就是百姓交不了多少税，而这些税养不了官、也养不了兵，更维持不了国家行政。

　　原因之一是大唐的革命不彻底。李唐代隋、统一天下，也就用了八年时间。所以，大唐是妥协的产物。关陇贵族和山东豪族，大唐都得罪不起。所以，你这个税就没法像隋朝那么收。（PS：隋朝是不允许偷税和逃税的，这是历代王朝都做不到的）

　　原因之二是李渊和李世民这两个皇帝，捣糨糊了。既然税收不上来，那就不给钱给政策。养兵的问题，好解决，府兵制就行了，让士兵自己养活自己。养官的问题，给你一块土地叫职分田，官员当地主、收租子，自己养活自己。办公经费的问题，又给地又给钱，地用来收田租、钱用来放贷。这就是大唐的财政逻辑。后期搞节度使，就是按照这个逻辑玩出来的，不给钱但我给政策啊，给你一个州够不够，不够就给两个。

　　所以，唐朝财政的问题就非常大。那怎么解决呢？两伙人就掐了起来，一伙人是文学士大夫，即贤相集团，主张节流，没钱就省着点花；一伙人是各种职业搞钱的官员，即赋敛集团，主张开源，没钱就去找钱。

　　这两伙人到底谁能获胜呢？既取决于谁能解决问题，又取决于皇帝想让谁嬴，但主要是后者。钱多不扎手。所以，取胜的肯定是聚敛集团。但，聚敛集团搞钱可以，搞斗争也可以。于是，大唐的政风就开始败坏了。

　　王朝初立，百废待兴。这就相当于刚刚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经济被打到谷底。所以，这时候你怎么玩，经济都会好转。政府呢？政府是真没钱，所以想折腾也折腾不起来。而经济好转，政府财政也会好转，然后政府和百姓一起攒钱。

　　王朝盛世，百业俱兴。经济从谷底往上走，政府还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所以，进入盛世是大概率事件。但到了盛世之后，就遭遇问题了。汉武帝主动出击，非要弄死匈奴。而唐朝呢？唐朝就没闲着，一直在开疆拓土。所以，盛世大唐一定会遭遇边际效益递减的问题。最彪悍的时候，大唐都设置波斯都护府了。你就说要花多少钱吧？所以，盛世就是一个开支很大、收入也很大，但两相抵消而勉强维持的时期。

　　一旦王朝进入中期，就一定会遭遇问题，即收不抵支。这就是大雪压青松但青松真心挺不直了。这是问题，但也是趋势。所以，大唐在开元盛世之后一定会日中则移。不仅大唐如此，历代王朝都是如此。

　　但安史之乱就一定要发生吗？肯定要有触发机制。这个触发机制就是雪山山顶上那些个最容易松动的雪。没有震动，它们好好呆着，甚至会从松动变得坚实。发展和时间都能解决问题。然而，但凡有人在山间喊了一嗓子，那这些雪就要滚落下来，而且还要带着整座雪山一起崩塌。

　　当时，最容易松动的那几片雪是什么呢？

　　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搞了一场大清洗运动。李林甫这个人是忠是奸，都是道德评价。换一种说法就是价值判断，这个不好评。

　　现在有很多文章，在给既有定论的暴君奸臣洗地翻案。原因是道德评价的标准变了。在古代，是暴君还是明君、是忠臣还是奸臣，评价标准就是儒家意识形态。在现代，评价标准就花样百出了，理性主义的、功利主义的、浪漫主义的，等等。到底怎么评价，你喜欢就好，各种武器都给你准备好了。

　　从结果溯因地看，李林甫最大的问题是把政治斗争给白热化了。以前权场落败，那就离开庙堂而处江湖之远，做个节度使也不错。以后权场落败，那就真得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个开端就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具体就是公元746年到748年，李林甫对太子一党疯狂屠戮。

　　李林甫死后，继任者杨国忠，也是标准的聚敛集团。这类人，为皇帝搞钱没问题。杨国忠是相当能干的。但是，指望他们引领帝国政风，搞精神文明建设，就不可能了。杨国忠跟李林甫一个德性，跟太子死磕到底，向玄宗皇帝表忠心。

　　为啥两个宰相都要死磕太子，太子得罪谁了？

　　跟太子没关系，跟玄宗也没关系，问题就是老皇帝和状太子的关系结构。这个结构天然就不稳定，也没法稳定。宰相都是玄宗任命的，玄宗任命的宰相只能一边倒地跟着玄宗，那就只能干太子。

　　但是，干太子还是宫廷斗争。大不了再来一场宫廷流血或长安大清洗。朝堂够不够大，够大了；朝堂不够，整个长安够不够，那也太大了。汉武帝与太子刘据兵戎相见，也就在长安城里面折腾。

　　但是，杨国忠却非要折腾安禄山。李林甫在，安禄山这个大老粗就只有猥琐发育的份儿。大唐宗室、皇帝信任，再加为相十余年，李林甫这个威望就能压死安禄山。但是，杨国忠就不行了。安禄山死活也瞧不上他。

　　这个世界是讲理的，但这个世界的人肯定是不讲理的。

　　如果讲理，那就应该是从思维到观点的流程。大家低头走流程：以立场为出发，以事实为根据，然后提出观点，搞一个务虚会，啥问题就都解决了。而人呢？人一定是从思维到感情，然后再从感情到观点。而事实呢？事实不重要。

　　两个人下象棋，下着下着怎么就打起来了？我就看着他吃我的马时，露出了一丝阴险的奸笑。行了，至于该不该吃我的马、是不是吃了我的马，都不重要，奸笑最重要。接下来，就只能开打了。

　　杨国忠和安禄山互看不爽，这可比一声奸笑的仇恨大多了。能力越大绝对不是责任越大，而是能搞得事情越大。一个是大唐第一宰相，一个是大唐第一节度使，你就说这两个人能搞出多大的事情吧？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这家伙也瞧不上安禄山。于是，杨国忠和哥舒翰就搞联盟了。此时，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所以，杨哥联盟就是河西、陇右加剑南三个重兵集团的配置。

　　那安禄山呢？好死不死的唐玄宗又出来捣糨糊了，他把河东节度使也给了安禄山。于是，安禄山这家伙就是范阳、平卢和河东三个重兵集团的配置。

　　之前说了，大唐的权力斗争已经白热化了。简单说就是胜利者为王侯而落败者死无葬身之地。任何人都没有全身而退的机会。而权力游戏是个什么局面？杨国忠和安禄山，每个人的手里都捏着三个重兵集团。这就是等着出大事的节奏。

　　雪山上已经堆满了雪。这些雪中，有两片最容易松动，一片叫杨国忠、一片叫安禄山。而催化剂就是大唐的政风，斗争的白热化。白热化的政风，猛烈地吹动着整个大唐帝国的诸方势力。接下来就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公元755年12月，安禄山范阳起兵，一声巨响引发了这个伟大帝国的大雪崩。但是，起兵不到两年，公元757年1月，安禄山就已经病得发昏，然后被自己的儿子和宠臣宰了。按理说，始作俑者都死了，战乱就该结束了。然而并没有。因为雪崩已经爆发，大唐帝国从此摇摇欲坠，末世悲歌伴随余生。

　　但是，没有安禄山范阳起兵，安史之乱仍会发生吗？或者说，安史之乱就是大唐的必然结果吗？

　　没这个可能。

　　多米诺骨牌的确紧密排列了。但没人推倒第一块骨牌，就不会引发连锁反应。没有安禄山范阳起兵，安史之乱就不会发生。

　　而安禄山范阳起兵，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完全可以认为就是杨国忠和安禄山互看不爽。杨国忠认为安禄山是个武夫，安禄山认为杨国忠是个小人。这就是一个你吃了我的马还露出奸笑的问题。

　　雪山上堆满了雪花。但这都是问题，哪朝那代都会遭遇这个问题。具体到问题本身就是收不抵支的财政问题。所以，王朝肯定要走下坡路。

　　但这个下坡路一定走得这么爆裂吗？这就不一定了。西汉也遭遇了问题，终结的方式王莽篡位。东汉也遭遇了问题，跌落的方式是黄巾起义。晋朝也遭遇了，出现的局面是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宋朝也有，结局却是女真入侵。明朝和清朝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所以，趋势是一定的，但趋势会怎么演化，却各有各的不同。形成的事件，大概率都是一种偶然。历代王朝都是从序章到高潮、从高潮到落幕。但是，这只是节奏相同。而至于会奏出什么旋律来，却各有各的不同。这只能交给不可测的偶然。

　　造成安史之乱的因素有许多，其中有几点值得后人借鉴，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

　　其一：唐玄宗的军事制度的改革，由几百年的府兵制改为募兵制，由义务兵改为雇佣兵，这一改革造成了边疆将领的权力集中，最终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

　　其二：任用胡人掌权，统兵打杖，给将领的权力过重，包括财权与用人权，以及后勤补给等权力，最终酿成大祸一一安史之乱的发生。

　　其三：皇帝自身的腐化与社会贪腐之风的盛行也助长了掌握军权将领的野心，长期的将领不互相调动造就了掌权者有叛乱之心。

　　其四：军事制变革改变了军队的结构与成分，使得有异心之人趁机掌权，军人没有国家观念与为国敬业思想，雇佣兵当兵为赚钱，其它一概不关心现象严重。

　　由于以上几点的原因最终促成安史之乱发生，任何制度的缺点都有可能造成社会大灾，对社会的发展起破坏作用。因此说对于唐朝的安史之乱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从中得到一些教训，为后世之人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安史之乱”的出现确实是很难避免的，这是唐代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有唐玄宗个人治政风格转变的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唐代初中期政策的极限性所带来结果，也是李隆基统治中后期局势发展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出现是必然的。

　　第一，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怠于朝政，沉溺于酒色，迷恋贵妃，让权臣干政，这是促成“安史之乱”产生的政治失误。

　　唐初是中国历史上王朝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贞观之治”，之后，唐高宗李治继承贞观之遗风，开创了“永徽之治”，再后来，武则天当政，虽然她采用了一些残酷的手段，也有打击忠臣，排除异己，杀害亲人等恶行，但她积极整顿吏治，扶植庶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仍让延续着贞观之遗风。而后，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在他统治的初期，他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使经济逐渐繁荣，文化得以昌盛，政治比较清明。不得不承认，李隆基统治的前期，唐朝的发展达到了李世民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大城市。盛唐应该包括李隆基前期的这一盛况。

　　可是，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李隆基被盛世冲昏了头脑，开始改变了，他逐渐荒废了该干的政事，怠于朝政，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迷恋于歌舞，更糟糕的是，他宠爱杨贵妃，忙着与她过着如胶似漆的玩乐生活，基本上不理朝政，他将朝政交给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去做。唐玄宗如此懈怠政事，这一方面丧失了他之前的勤政统治风格，另一方面是使权臣、外戚、奸佞有了擅政揽权的机会和条件，唐王朝逐渐失去了盛世景象，走下坡路。所以，从统治者个人原因来看，“安史之乱”产生的原因直接是由于李隆基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让权臣擅权所造成的结果。李隆基开元初期励精图治的理政风格完全没了，皇权专制统治受到了严重削弱，因而，出现乱局是极难避免的。

　　第二，朝中权臣之间的矛盾，以及朝中权臣与地方节度使之间矛盾直接导致“安史之乱”爆发。

　　李隆基不理朝政，专注于与杨贵妃享乐，权臣揽政，奸佞登场，朝中重臣们为争权夺利争夺不休，更严重的是，朝臣权臣与地方节度使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而当时的皇权已经失去了有效的调节机制，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逐渐激化了，这成了“安史之乱”产生的直接导火线。

　　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任相之后，凭着其外戚身份和宰相的权力，专权擅政、专横跋扈，他治政能力不行，但揽权敛财却很有一套，他执掌朝政时所关心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大肆揽权，将人事权和财政权掌控在自己手里，大肆受贿，利用提拔奴才来敛财；二是专权误国，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不懂军事却屡屡瞎指挥。两次征南诏战争，劳民伤财，祸害百姓；三是与大臣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激化了与边疆将帅的矛盾。

　　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安史之乱爆发。这其中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因素：均田制、府兵制等制度遭到破坏，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社会不稳定。实行募兵制，管理不到位，常常被一些心怀不轨之人，骄兵悍将所利用，培养自己的亲信。

　　唐朝建立以来，消灭了东西突厥、哈谷浑、高句丽等政权，国土面部扩大。唐玄宗时期对外连续用兵，在开元十年，设署了九个边镇节度史，一个观察史。这十个边镇机构有财权、物权、人权，俨然为独立王国，不利于朝廷控制。

　　唐朝有使用异族将领习惯。大多数异族将领忠于唐朝，但是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异族将领对唐王朝危害非常大。安禄山、史思明排除异己，大量使用异族将领作中下级军官,蓄谋已久，造反时候推进较快，破坏性很大，使唐王朝由盛而衰。

　　唐玄宗时期的开元盛世几乎达到封建社会发展顶端，官僚士大夫等各阶层似乎沉浸在陶醉阶段。唐玄宗李隆基又好大喜功，到处开疆拓土，边疆地区聚集大量边防军，内地常备军反而不多，形成外中内轻不利局面。

　　主观因素:唐玄宗志得意满，贪图享乐，重用信任安禄山这样包藏祸心之人。许多迹象反映出安禄山要谋反，也有许多人提醒揭露安禄山要造反迹象，唐玄宗始终不相信。如果及早处理好安禄山，肯定不会造成如此大的危害。

　　唐玄宗早朝能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后期任用的李林甫、杨国忠都是品行不端之人，尤其杨国忠能力也不行。安禄山的反叛跟杨国忠关系很大。

　　唐朝对安史之乱早期平叛存在失误现象。唐玄宗错杀高仙芝、封常清，不听哥舒翰正确建议，有时动用不知兵的宦官作监军失误。如果能釆取正确平叛策略，安史之乱不会延续8年之久。

　　由唐朝对边彊少数民族的管辖制度看今朝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深深佩服第一代开国元勋们的智慧和战略，尤其是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秋毫的战略布局，所搭建的国体框架和民族政策，确实是世界上最光进、最完美的。反观唐朝，虽然强大无比，但由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前期的领导确实是励精图治，聪明绝顶，包括唐玄宗李隆基的前半段，真所谓成也玄宗，败也玄宗，唐朝的辉煌由玄宗推向顶峰，也由玄宗推向破败。而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个三皇子虎头蛇尾，贪恋女色，宠信安禄山这个野心家，而安禄山又主要是通过认杨贵妃干妈而得到玄宗宠信。玄宗不但宠信由儿媳变成自己贵妃的杨玉环，还连她的娘家人一起宠信，宠信也就罢了，还任用她的族兄杨国忠出任宰相，这样一来，无能的杨国忠治国无方，无能力节制边疆拥有军政大权的节度使不说，由于昏庸还逼迫他们不得不反。

　　被宠信的安禄山本是胡人，他身兼三镇节度使，势力强大，拥兵自重，由于深得玄宗宠信，长期割据一方，最终形成尾大不调的局面，一旦时机成熟，或一个火星的引爆，便成为国家政权的祸患。唐玄宗后期的无为，天天泡在华清池里陪贵妃品尝荔枝，不问政事，重用庸臣，使得安禄山有机可乘，举兵反唐。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制度设计不合理，缺乏制约，在边疆管辖上出了大问题。其次是人为因素，皇帝自己放松警惕，用人又不当，多种因素导致安禄山造反成为必然。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知兴替，照古今。

　　

其实也没有那么玄，只是因为唐王朝执行了“蓦兵制”，后来中央财政崩溃，唐玄宗李隆基便把“财权”下放给各地的节度使，让他们自行养兵，于是产生了“兵为将有”的重大政治弊端。

　　所谓的“兵为将有”，就是说古代的将军带兵打仗，带着带着，这些兵就不知道皇帝是谁了。

　　他们只听命于自己的将军，然后在军形成了一种“人身依附关系”，最后当这位将军想造反的时候，他们也就只能跟着造反了，于是天下大乱。

　　唐王朝初期，执行的是“府兵制”，而“府兵制”是跟“均田制”相互挂勾的。唐王朝把土地分给农民，分为“口分田”和“永业田”，而“均田制”则保证了农民们的财富来源，这让大唐的农民对国家极有信心。

　　于是，唐王朝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折冲府”，设立“正副都尉”两个职位，然后对十六岁到六十岁的农民进行军事训练，唐高宗时期，折冲府的数量就达到了647个，这为唐王朝培养了极为雄厚的兵力。

　　唐朝的均田制保证了农民家的利益，而农民又反过来保卫国家，这样就形成了良性的闭环。

　　但是，唐朝经过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三任执政者之后，“府兵制”就开始瓦解了，原因有二：

　　一：由于王朝长期的安定，人口来了个大爆发，于是土地与人口的矛盾开始突现。

　　二：本来就人多地少，再加上皇亲贵戚、世家豪门、地主官僚对土地的兼并，这又加剧了土地与人口的矛盾，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唐朝农民失去了土地，他们变成了无地农民。

　　因此，农民手上掌握的土地变少了之后，他们就没了财富来源，而“府兵”是要自己购买、或准备骏马、长槊、兵甲这些东西的，我们在《木兰辞》里面也有看到，女军人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时候，她可是“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长鞭”的！

　　于是，到了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就用“开元四相之一”的张说，来改革兵制，改“府兵制”为“蓦兵制”。

　　“蓦兵制”其实并没有错，它是一种“因时制宜”的政策，但坏就坏在了唐玄宗后期的“中央财政崩溃”上。

　　李隆基改革兵制的时候，正值“开元盛世”，那时候国库还是有钱的，“蓦兵制”还能搞得下去。中央通过拔放“物资钱粮”和“发放工资”，来控制地主的各个军头，一时也算是平安无事。

　　但在封建时代，土地兼并是一定存在的，并且大量兼并土地的，一般都是皇帝的亲戚或者国家重臣，因此皇帝根本无法扼制这一种现象。

　　因为想要限制土地兼并，就先要从皇帝自己的亲戚开刀，要从自己的儿子开刀，甚至是要从自己身上开刀，因为皇帝也是拥有皇庄的。

　　像唐玄宗的大儿子庆王李琮，兼并土地高达数十万顷以上，除此之外，李隆基建有“十王宅”，有“百孙院”，可想而知，这些皇亲贵戚一旦兼并起来，兼并的数量我们都不敢猜！

　　于是，随着土地的大量兼并，无地农民为了讨活命，只好卖儿卖女、或卖身为奴，这使得国家失去了大量的兵源，也失去了大量的“自耕农集团”，本来该有的税收也进入了私人的腰包，国家财政当然会彻底崩溃。

　　开元后期，李隆基开始怠政，他再也没有那个精力去“限田”了，大家伙就这么醉生梦死地过着，只有诗圣杜甫，哀伤地在风中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

　　李隆基为此曾经改革过盐税、铁税、茶税、酒税来增加中央的收入，但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后来实在没钱了，他便只好下放财权给地方，让地方的“节度使”自行慕兵养兵。

　　我们都知道，一个组织、一个政权乃至一个国家，想要成功运转，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军权和财权。

　　因此，李隆基把军权和财权下放到地方的各个军头之后，这就为“兵为将有”或者说是“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地方军阀既然有了财权和军权，也就有了与中央叫板的实力。

　　文——千古